受访人:让－皮埃尔·多松(Jean－PierreDozon)
访问人:刘芷言、佘振华
访问地点:四川大学科华苑宾馆
现场翻译:佘振华
录音整理及法汉翻译:秦娅芳
稿件润色:刘芷言
引言
年9月30日下午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副主席、高级研究员让－皮埃尔·多松(Jean－PierreDozon)教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会议室举行了题目为“人类学方法的回顾与反思:关于文化的研究”的讲座。讲座以回顾人类学的法兰西传统开始，阐述社会人类学的核心方法，以及人类学及其田野考察方法的批判方式。讲座的最后，多松教授对人类学是否能够真正地了解人类族群与文化提出了质疑，为此次访谈埋下了伏笔。年10月2日下午，多松教授接受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教研室的专访，就个人从业经验展开了讨论。
一、人类学的治学经验
问:多松教授您好，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是“人类学四大流派———法兰西学派之个体学术经验”。因此，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从您个人的从业经验展开。请问，多松教授是如何踏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呢?
多松:其实，在大学期间，我就学习过哲学和人类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当过两年多的教师。差不多在23岁的时候，我进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，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。之后，我就去了科特迪瓦做田野调查，慢慢地对这个国家熟悉起来，我的学术从业史也就此展开。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研究人类学的学者，也是第一个去非洲的成员。至于为什么要去非洲，那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遇到了两位特别好的老师，亦是我的两位挚友，他们都对非洲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也就爱屋及乌了。受他们影响，在去非洲前，我就看了不少与非洲有关的论著(一直都处于前田野状态)。所以，我踏入人类学这一行当，首先得感谢我这两位恩师。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吧。
二、非洲与疾病研究
问:谢谢多松教授的分享。我们注意到，最近几年您在疾病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，比如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。请问是什么样的动机，促使您展开疾病研究的?
多松: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为什么要研究埃博拉病毒?或者说为什么要研究传染病?因为我对疾病很感兴趣。当然，这一兴趣也不是突发奇想，还要从我在科特迪瓦的人种研究说起。顺便提一下，昨天讲座上我提起的那篇论文，就是我在科特迪瓦做人种研究的成果。在科特迪瓦的四年里，我主要研究当地的一个土著族群，并试图理解他们的社会、文化等一系列问题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不但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，还写成了一部有关当地社会，或者说文化研究的专著。这个过程激发了我对科特迪瓦其他方面，特别是一些难以解释的领域的浓厚兴趣，比如某些宗教现象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引入“占卜”这个词语。占卜普遍存在于非洲，随着殖民时期的到来，基督教也走进了非洲大陆。某些当地人受传教士的影响，将基督教融入当地文化后化为己用。这些人仿照《圣经》，自称先知，兴修新教堂，并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活动。
此外，我对非洲巫医的好奇，也逐渐引发了我对疾病的兴趣。从定义来看，巫医与疾病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。非洲大地上有很多传染病，比如在科特迪瓦就有一种臭名昭著的恶疾，当地人叫它“昏睡病”，主要经苍蝇传播。在面对传染病时，不仅需要医生和传染病专家的指导，人类学家的参与也非常重要。了解当地人对疾病的解释和预防，并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理解疾病是非常必要的。目前有待人类学家完成的工作主要是搞清楚，在缺乏现代医学帮助的情况下，这些疾病是怎么被治愈的。由于和当地巫医的接触日趋频繁，我的疾病人类学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。“昏睡病”是我在这方面的第一个研究对象，接着就是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了。
艾滋病大家都不陌生，它不仅覆盖了全世界，而且非洲沦为重灾区。目前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它不仅是一个无药可治的医学难题，还是一个不能三言两语就向大众解释清楚的表述问题。我申请了相关的研究项目，并制订了研究计划，主要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两方面来研究艾滋病。在研究期间，我的职业生涯也从助理研究员上升到了高级研究员。虽然骄傲自大不可取，但也不能妄自菲薄，目前我在疾病人类学领域，勉勉强强也算得上一个专家。
年，西非暴发了埃博拉疫情。第一例病患出现在刚果(布)，很快就蔓延到了几内亚、利比亚和塞拉利昂。其实，我对埃博拉的研究并不算久，是近几年才开始的，目前出版的专著有《在别处的真实:巫术与阴谋》(Lavéritéestailleurs:
